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,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,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“执行末端”,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。一方面,规避对学校作业量的监管,导致学生作业任务“明减暗增”;另一方面,增加家长负担,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。“双减”政策要求“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,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”,家长需要引导完成“剩余书面作业”,而非作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力。
在姚金菊看来,“双减”政策落实难,主要面临两个困境:一方面,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存在问题,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于保障休息权的规定,教育法、义务教育法中也有保障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,但“双减”政策缺乏与上位法的衔接;另一方面,教育部门的执法资源有限,监管技术不足,导致学校或老师可以通过相对“隐蔽”的途径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管久游棋牌下载手机版,导致对“双减”政策落地的监督难以常态化。
姚金菊建议,教育应回归服务学生发展的本质。她认为,教学创新与减负相辅相成,提高教学质量、精进教学研究、打造高效的课堂,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完成对大部分知识的掌握;丰富学生考核方式,允许教师在资源库内或经备案后,合理选用、组合或微调习题,让补充练习“名正言顺”。在“总量控制”的前提下,进一步对作业类型(如预习、练习、探究、阅读)提出比例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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